“一呼一应”是爱情，“一呼十应”是亲情，“一呼百应”是仇恨，“一呼万应”甚至“不呼而万应”，则是激烈爆发的社会矛盾。
６月２８日下午至２９日凌晨，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台车辆被焚。
对这起上万人聚集的大事件，如果只作简单化的解释与处理，自然难以让公众满意，更难以成为“殷鉴”，让今后真正吸取教训。如今，瓮安事件的“导火索”已基本清楚，那么，连接在导火索后头的“炸药包”是什么？为什么一件民间小事，会很快酿成一个那么巨大的群体性事件？这是需要深刻反思深切反省的。偶发事件往往就是必然事件。作为旁观者，不难作出基本研判：大事件背后，必然有长期积累的大原因。
好在贵州有关领导已开始追根溯源。省委书记石宗源说，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和群体事件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黔南州政法委书记罗毅分析说，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一些部门在化解过程中，办法不多；有一些矛盾久拖不决，群众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及时、满意的答复，矛盾集中爆发。瓮安县委组织部部长莫涛说，当地有少数党政干部缺乏危机意识，更缺乏党性和正气，甚至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导致干群关系紧张……从“为人民服务”者本身来检讨，这是正确的方向与路径。“炸药包”里的“炸药”是化学成分，不是光光“草根泥土”就能制成的。
瓮安事件暴露当地长期积累的矛盾。现在好了，县委书
记王勤、县长王海平被免职，县公安局的政委和局长也下台了（见7月4日新华社报道）。我向来认为，“治安先治官”是没错的。过去发生类似事件，总是习惯性地往群众那头挖原因，认为千错万错都是群众的错。为群众服务的干部这头，总是呵着护着，最多来个轻描淡写地批评几句，事情总是无法从根子上解决，“炸药包”总是不能真正拆除。
干部作风粗暴，是没有把百姓放在眼里；干部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则是把黑恶势力放在自己眼里了。死者李树芬的叔叔李秀忠讲述事实经历，他对大量传闻自己被民警打死的消息非常气愤：“我哪里死啦，希望不要乱传谣言了。”是的，李秀忠活着，并没有被打死，可他在派出所经历的一个细节给我深刻印象：“我走进民警张明的办公室，他正在办案，很不耐烦地大声呵斥我：你搞哪样？侄女刚亡，我没好气地随口回答：来玩的。张明大喝：滚出去！就赶过来推我，发生了冲突……”粗暴作风是能够为事件添油点火的，着远比群众间的所谓“煽风点火”来得厉害。今后政府官员真该俯身埋头做好“俯卧撑”，把自己修炼得好一点。
一般情形下，官是越当越愚蠢的，到最后，有的人愚蠢到只会做官而不会干事了。陕西那批“虎官”就是群体性的代表，现在再回头去看他们曾在镜头前为假虎照辩护的种种表现，保准会笑掉大牙。瓮安县的一些领导干部也几乎是“不可救药”。县委书记王勤在一个会上发言，就是忙于讲述事件中他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而不去深入分析原因，“完全是在为自己开脱”。这般治理水平的官员，辖区不出事才怪呢；如今发生大事后还是这么一个认识水平，今后不继续出事才怪呢。
任何矛盾，用正确的方式方法解决在萌芽状态是最好的，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也最小。积怨深重，必然会积重难返，小事情往往就会酿成大炸药包。百姓平常有意见没有很好的疏通管道，缺乏表达的场所和方式，这也助长了“积怨”，酿成了“炸药包”，一遇“导火索”就会爆炸。其实，日常生活中有序而合法的集会或游行，并不会有多少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反而是将矛盾解决在初级阶段的有效方式。
要让人民变得更具体，要让政绩变得更抽象；要尊重群众强大的现实，要认识官员渺小的事实。官场对头了，遇到突发事件时社会才会对头。今后要防止群体性事件、防止“不呼而万应”，那再也不能犯“方向性”的错误了。
（徐迅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