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解放军1961年8月晋升的218位少将中，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最早，20岁就和我军名将许继慎、彭干臣一起成为安徽学运领袖；他的军校生涯最早，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毕业，比林彪还早一期；他最早学习航空技术，是我党历史上首批飞行员之一；他长期留居苏联，以至授衔时胸前没有一枚人民军队的勋章；他一生耿直，为了坚持原则，他不怕和上级领导拍桌子……这位传奇的将军就是装甲兵少将――徐介藩。
一
徐介藩，原名徐齐邦，字介藩，1901年6月6日（阴历）出生于安徽省固镇马场乡前马场村（今石湖区后马场乡徐祠村前马场圩子）。其父徐恩初是清朝的贡生，所以，徐介藩从小就在私塾里苦读四书五经。1917年，他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转入固镇县高等小学学习。他不仅聪明好学，而且胸怀大志，经常对同学说：“班超投笔从戎，建功立业，令人仰慕，我必步其后尘！”
1919年5月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到安徽，徐介藩更加痛恨北洋政府的软弱无能，他组织高小学生积极响应运动，在县城街道张贴“外御列强”、“内惩国贼”、“收回山东”等标语，并且在学校里组织演讲，声讨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政府，声援五四爱国运动。
1920年7月，徐介藩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一中学（今安庆市第一中学）。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成为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的忠实读者，阅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谈政治》等文章，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徐介藩在省立一中参与组织安徽学生会，并且创办了《安徽学生会周刊》，为宣传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努力奔走。
1921年6月2日，安庆学生联合会为争取教育基金独立，反对前安徽督军倪嗣冲之侄倪道烺伙同军阀马联甲侵占教育经费，组织安庆全城各中学学生向省议会请愿，史称“六二学潮”。徐介藩等10余名学生代表在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方洛舟、彭干臣、吴展等的率领下，到安徽省议会门前抗议。但是，学生们的正义举动遭到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省立第一师范学生姜高琦被刺七刀，不幸遇难，周肇基（第二年因伤势过重逝世）等50余名学生受伤，造成震惊全国的安庆“六二惨案”！惨案发生以后，徐介藩等立即发表通电，组织各校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严惩罪魁祸首，并且表示学联要坚决斗争到底。在徐介藩等人的带动下，安庆各界先后成立了“六二惨案后援会”，支持学生们的义举。在这次斗争中，徐介藩自始至终站在最前列，后来被一致推举为安徽省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长，后又改任主管学生运动的学运委员。在学联和省内各界的压力下，安徽省长公署作出妥协，减免受伤学生费用，由省库拨款用于姜高琦治丧和抚恤费用，省议会被迫同意增加教育经费。
8月下旬，倪道烺为了让亲信李兆珍当选安徽省省长，与马联甲合谋贿赂安徽省第三届议会议员，图谋失败以后，又以40万银元买通北洋当局，任命李兆珍为安徽省省长。得知消息之后，徐介藩等安徽省学联领导人通电全省，宣告“倪、马运动李兆珍主皖，学生等誓死力拒”！斗争坚持到最后，终于迫使北洋政府妥协，委派许世英出任安徽省长。
在安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重建安徽的青年团组织的条件成熟了。9月的一天，天下着蒙蒙细雨，徐介藩与许继慎等23人在安庆市菱湖湖心亭，由柯庆施介绍秘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省立一中只有3人加入，徐介藩是其中最坚定的一个。入团仪式结束后，柯庆施主持召开了青年团安庆支部的成立大会，徐介藩担任内学部委员。
同年，直系军阀曹锟为了做中华民国“大总统”，便以5000块现大洋的价格买一张选票，收买了国会议员590人投他的票，居然如愿以偿，并于10月6日“宣誓就职”！贿选丑闻一经公布，曹锟被世人讥讽为“贿选总统”，被收买的无耻议员们则被冠以“猪仔议员”的恶号。当时，在安徽省会安庆也有几个臭名远扬的“猪仔议员”。徐介藩与柯庆施、许继慎等基于义愤，决定利用“双十节”学生结队游行的有利条件，兵分两路，教训这些“猪仔议员”：一路由许继慎、聂鹤亭、傅维钰等率领直奔位于状元街的议员张伯衍家，一路由徐介藩等率领前往安徽省议会。徐介藩一路上向过往行人痛陈“猪仔议员”舞弊的丑行，安庆街头的许多工人、市民激于义愤，纷纷加入到游行队伍中间，就连那些平时飞扬跋扈的军警们见徐介藩他们人多势众，也不敢上前阻拦，个个缩在路边窃窃私语。徐介藩带头痛打“猪仔议员”彭昌福和吕祖翼，赶跑了前来劝说的安徽省前省长李兆珍，面斥安徽省参议长、怒掀省长吕调元的办公桌，在全安徽引起强烈反响。
听说儿子在省城安庆领导学生运动，并且砸了省长吕调元的办公室，徐恩初深怕儿子惹来杀身之祸，心急如焚。他赶紧写了一封急信托人交给徐介藩，让儿子去找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任职的同乡好友陆辅廷设法在上面疏通一下，免遭不测。可是徐介藩并不领父亲的一片苦心，予以断然拒绝，他在回信当中毅然说道：傲骨冷眼，怕见上人！
安徽军阀当局对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恨之入骨，想尽办法克扣学校的各项经费及教员的工资，以此作为报复。1923年冬，安庆各学校教职工普遍开展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作为学生领袖的徐介藩则积极组织学生给予老师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1924年初，安徽军阀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省学生联合会总会被强行解散，徐介藩、王步文（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童长荣（东北抗联第二军的创始人之一）等30余人被开除学籍，并且遭到通缉。在一中老师的掩护下，徐介藩逃往南京私立东南高级中学，就读高三，化名徐配。
1924年夏天，徐介藩报考东南大学，由于学校得知他是被安徽当局通缉的学生，所以没被录取。此时，盘踞安徽多年的军阀马联甲被驱逐出安徽，所以徐介藩回到家乡固镇，担任了固镇高等小学教师。在固镇教书期间，徐介藩得知老朋友许继慎、彭干臣、傅维钰、吴展、杨溥泉等人都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于是，南下黄埔参加革命便成了徐介藩挥之不去的梦想……
二
1925年1月24日，在农历大年初一的这一天，年仅24岁的徐介藩离开故乡转道上海赴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不久，他以优异的成绩被黄埔军校录取为第三期步兵科入伍生，和他同期的既有王耀武、戴安澜、刘安祺、熊绶春、石觉、毛邦初等国民党军名将，也有朱云卿、吴光浩、常乾坤、刘铁超、姜镜堂、唐赤英等后来叱咤风云的我军一代战将。此时的黄埔军校已经开始实行严格的入伍生制度，经过三个月紧张的入伍生教育，徐介藩最终通过了考试，正式转为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员。不久，徐介藩经老朋友、黄埔一期毕业的许继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的入党登记档案却不幸遗失。在黄埔军校期间，虽经徐介藩多次努力，仍没有找到入党登记存案，所以他的党组织关系一直无法转接。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形势瞬息万变。为了配合东征，徐介藩等黄埔三期学员被编为入伍生总队留守广州，分别驻守在黄埔、广州市区、虎门等地，负责治安和警戒任务；在杨刘叛乱时期，徐介藩等黄埔三期学员在张治中的率领下，又配合回师广州的东征军向叛军发动总攻击。在大革命的历史洪流中，徐介藩第一次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这为他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声援五卅运动，1925年6月23日，在周恩来、陈延年等领导下，广州的省港罢工工人、黄埔军校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英租界时，英国军警竟然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开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在这次惨案中，共产党员曹石泉等23名军校师生不幸遇难，其中不少人还是徐介藩朝夕相处的黄埔三期同学。这次惨案使徐介藩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凶残的本性，进一步激发了他保家卫国的革命信念。
1925年底，徐介藩考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二期，学习空军驾驶，和他同期的学员有常乾坤（新中国成立之后任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李乾元、黎鸿峰（越南人，黄埔二期毕业）、龙文光（红军历史上第一位飞行员）、毛邦初（后任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张廷孟（后任国民党军空军参谋长，黄埔三期毕业）、余世沛、李玉英（女）等。
1926年2月，徐介藩由广东航空学校同学李清源和戴勋二人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任中共广东航空学校特别小组组长、广东航空学校掩护队副队长。
为了更好的学习航空知识，将来保卫祖国的领空，徐介藩和常乾坤等人多次向组织上申请赴苏联航空学校深造。不久，北伐战争开始，航空学校的许多学员和仅剩的两架教练机被征调到前方参战，学校正常的训练无法继续进行了。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选派航校部分学员到苏联留学。1926年6月，徐介藩与常乾坤、李乾元、黎鸿峰、金震一（朝鲜人）等12位同学一起乘船到上海，然后远赴苏联学习。
1926年7月到达苏联后，徐介藩和常乾坤被安排到列宁格勒红军航空理论学校学习。这里无论是学习环境还是实践条件都好于广东航校，徐介藩系统地学习了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知识。1927年，徐介藩转入红军第二飞行学校，学习飞机驾驶技术。
1928年10月，徐介藩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二年级学习政治。1929年4月，徐介藩正式转为苏联共产党（联共）候补党员；10月他从东方大学毕业以后，被苏联内务部分配到远东地区的斯沃博得内公安部门反特务科担任干事。1931年被调往布拉戈维中斯克（即海兰泡）州公安部门担任责任科员。1932年4月，他从组织上得知了一个好消息：苏联共产党（联共）批准他成为联共正式党员，并且他可以领到苏联护照！
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期间，由于公安反特工作的特殊性，徐介藩被迫断绝了与安徽老家家人的一切书信联系。
在孤单寂寞的异域他乡，爱神悄悄地向过了而立之年的徐介藩走来！年轻有为的徐介藩，在布拉戈维中斯克工作期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受到了苏联同志和上级领导的一致好评，而单位中一位叫做马尔多夫斯卡的苏联女青年深深地爱上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同事。在领导和同事们的撮合下，1933年，徐介藩与马尔多夫斯卡喜结连理。
1934年9月，徐介藩被调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公安部门担任科长。1936年正式加入了苏联国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期间，徐介藩多次受到苏联上级领导部门的奖励，曾经荣获过银表、手枪等奖品。9月，他被调到乌苏里斯克（即双城子）公安部门担任科长。
自己的祖国近在咫尺，却不能回去，身在异国的徐介藩经常感到惆怅，他思念他的家人，思念他的战友：看到祖国美丽富饶的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徐介藩恨不得自己马上回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传到苏联以后，身在异乡的徐介藩备受鼓舞，当得知常乾坤等老同学纷纷回国参加抗战的消息，徐介藩再也坐不住了！1938年底，徐介藩向苏联公安部门递交了辞职书，返回莫斯科，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求回国投身抗战。在等待期间，徐介藩在莫斯科外交出版社临时找了一份翻译工作。
组织上考虑到工作方面的实际需要，没有答应徐介藩回国的请求，决定把他留在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7月，徐介藩调入共产国际干部部东方干部处担任专员。在这里，徐介藩了解到国内抗战的形势，接触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全面抗战路线，认为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观点，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不仅会造成党内思想的混乱，还破坏了党的统一。虽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国内的洛川会议上受到了批评和纠正，但是身在苏联的徐介藩却受到了共产国际内部支持王明的人的错误批评，甚至还被关了禁闭。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做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考虑到徐介藩是中国人，苏联方面把他调入苏联共产党（联共）中央联络部国际部某秘密机关工作，先后担任中国问题参谋和主任参谋。在此期间，徐介藩参加了苏联莫斯科国防工程建设，多次参加义务劳动，先后被授予“保卫莫斯科奖章”和“卫国战争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