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西方也正从自己一贯沉醉其间的“普世幻想”中清醒过来。他们透过奥运会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不是空气污染到不戴口罩就不能上街、马路上到处是便衣警察的可怕的专制国度，也非正在快速“西化”的下一个日本或亚洲四小龙。西方终于逐渐认识到，中国并不会因为改革开放就变成西方式的国家，中国人更不会因屈服于外部压力而轻易地改变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正如学者郑永年指出的，“当中国和西方都不再对对方抱有乌托邦式幻想时，双方之间的互动模式就要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作为某种耐人寻味的象征，奥运会最终的奖牌榜，也明白无误地折射出当今世界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对比：这是一个美、欧、中、俄四强鼎立的格局。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举国体制与全民运动之间的关系，他们看到了计划经济时代体制的局限。简言之，中国的竞技体育成就并非建立在雄厚的全民运动基础之上，金牌大国与体育大国之间有着巨大差距。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外国运动员能够轻松快乐地享受比赛，而中国人做任何事情——就连参加奥运会比赛——也总给人感觉很辛苦呢？的确，我们从小受到的“拼搏”、“争光”、“翻身”之类的教育，使我们的运动员带着巨大的悲情与责任走上赛场，也使我们的观众睁大了一双混合着强烈的民族屈辱感与自豪感的眼睛，紧盯着电视屏幕。似乎我们不是在比赛，而是在战斗；不是在竞争奖牌，而是在争取我们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资格。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我看来，这里面既有近200年来中华民族因饱受失败挫折而沉淀下来的集体精神创伤的因素，也有我们民族历来就充盈的所谓“大国情结”的作用。而两者又是互为关联的——越是满怀“大国情结”的民族，在遭遇屈辱时，就越容易受到比一般民族更为沉痛的创伤。

    我曾称赞过澳大利亚在本届奥运会上取得的体育成就，及其背后“正确”的体育理念。当然，这只是对以往中国过于强调竞技成绩的一种矫枉过正，我并不认为中国能够或应该变成澳大利亚。事实上，美国的政治体制和体育体制应当说与澳大利亚很接近，但我认为，即便是美国人也不可能像澳大利亚人那样完全地“享受”奥运。说到底，不同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的不同追求和历史定位，决定了他们会以不同的态度面对奥运会这样的国际交往舞台。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经精辟地分析过大国与小国的不同，他极具洞见地指出，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命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与痛苦。在以和平发展为主流价值的今日世界，大国之间未必像过去那样上演“争霸”的悲剧，但在各个领域的激烈竞争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自然，奥运会也是各大国竞相展示其实力和影响力的舞台之一。

    这就是美国不能像澳大利亚那样轻松对待奥运会的根源，也是俄罗斯在奖牌榜上的名次下滑被视作其国力衰落的原因。澳大利亚人可以一身轻松地把北京之旅当做一次游戏，但美国和俄罗斯却轻松不起来。且不说从大国的位置上让出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们的现实利益也决定了他们离不开这种大国地位。

    问题在于，刚刚洗刷“东亚病夫”形象的中国，将怎样确立自己的追求和历史地位？还有，世界上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大国，如果我们要追求大国地位，哪一种最符合我们的自身利益？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大国不是悲情的历史记忆所能造就的。恰恰相反，大国的理想要求我们尽快走出这种历史悲情。（作者：陈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