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先是三鹿集团董事长等企业高管被追究法律责任，继而石家庄市副市长、市长被免职，石家庄市委书记又被免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也因三鹿事件而引咎辞职。

    这样的高调治吏，虽然还带有震慑性的“风暴”性质，但其中也让我们看出了制度化问责的一些初步特点。概括起来，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问责的力度在加大，行动更坚决，方式更透明。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虽然行政问责早有规定，但是真正把问责贯穿于日常法纪，特别是高密度、大力度的问责，还是从最近的几起负面影响大、人民生命财产损害大的事件开始。原因在于，近年来在媒体的介入以及公共表达平台的推动下，失职行为常被放到一个人人可鉴的展台上，是非曲直往往一目了然。中央用霹雳手段问责，显示的是执政党取信于民的决心，是对民意的一个交代。

    其二，问责的范围在扩大。以往出了问题就层层往下推、一把手总当“不倒翁”的现象，现在有些行不通了。权力大责任必然要大，保一方平安，为一方百姓造福，一把手本来就是第一责任人。仔细想来，其实无论是矿难，还是食品安全，都与一把手或侥幸、或麻木、或价值观与执政理念相冲突密切关联。

    其三，问责的方向、价值观有所变化。官员拿百姓的事不当回事，已经成为一种大错，必须要被问责，以往“唯上不唯下”等为官信条，今天受到了挑战。而这种挑战，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中央“亲民”执政理念的大环境下，官员们在“唯上”与“唯下”之间，很多时候不再难以统一，问责可以问得理直气壮。

    尽管问责的常态化还需要一定的制度来规范。但我认为，完善的制度也是要在诸如“风暴”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没有“风暴”，就无从检验问责的客观效果；没有“风暴”，大小官员们就永远打不起精神，全新的官场价值观就树不起来。而所有这些，都是制度化问责所必须的环境与前提。（马龙生）